从旅馆到跳蚤市场大约2英里,也就是3.2公里。王月生和阿宽决定安步当车,走过去,顺便看看沿途风景。
旅馆所在的贝斯沃特路以其优雅的乔治亚风格联排别墅而闻名,许多房屋都是白色灰泥外墙配黑色铁艺阳台,并装饰有精美的外立面和花园,住户多为医生、律师等职业中产。沿途常见双轮马车载着戴高礼帽的绅士,而女仆则挎篮步行去采购新鲜果蔬。
转弯来到皇后道,路上行人显着多了起来,新开业的“whiteley's百货”(欧洲最早百货公司之一),占据整片街区,主楼为4层砖石结构,铸铁玻璃穹顶覆盖中庭,自然光倾泻而下。临街橱窗里陈列着法国丝绸与印度茶叶。
法国自16世纪起便是欧洲丝绸中心,里昂(Lyon)为核心产区。得益于弗朗索瓦一世授予里昂丝绸专营权后的王室支持,法国丝绸以精细工艺和艺术设计闻名。
法国本土气候不适宜养蚕,生丝主要从意大利、中国(经马赛港)进口,19世纪中叶后因欧洲蚕病(微粒子病)爆发,逐步转向日本、中东供应。
1804年约瑟夫·玛丽·贾卡(Joseph marie Jacquard)发明提花织机,通过打孔卡片控制复杂图案编织,效率提升10倍,彻底改变丝绸生产方式。1830年代起,里昂的丝绸工坊引入蒸汽机驱动织机,逐步取代手工工场,形成规模化生产。1856年,里昂化学家发明合成染料(如苯胺紫),打破天然染料垄断,使丝绸色彩更鲜艳且成本降低。
从此,法国丝绸占据欧洲高端市场,出口至英国、俄国皇室,巴黎成为时尚风向标,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推动下丝绸礼服成为潮流。1850年代,里昂每年生产超50万匹丝绸,占全球产量的70%。
丝绸设计受新艺术运动影响,出现自然曲线、花卉图案(如设计师菲利普·拉斯洛的作品)。高级定制时装(haute couture)在巴黎兴起(如沃斯家族),丝绸成为礼服核心面料,巩固法国“奢侈品之都”地位。1851年伦敦世博会、1855年巴黎世博会上,法国丝绸斩获金奖,其“艺术与工业结合”理念获得国际认可。
虽然后世历史上,因过度依赖进口原料与手工传统,未能完全适应机械化大规模生产,最终在20世纪初被日本、意大利超越。通过技术创新(贾卡织机)与艺术设计保持高端市场垄断,塑造了法国奢侈品的国际形象。里昂的丝绸工艺于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,其美学影响仍存续于今日高级时装领域。
至于印度茶叶,18世纪至19世纪初,中国垄断全球茶叶贸易,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口岸大量进口中国茶,导致白银外流。为打破依赖,英国开始在殖民地印度试种茶树。
1823年,英国探险家罗伯特·布鲁斯(Robert bruce)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野生茶树,后由植物学家确认其与中国茶树同属(camellia sinensis var. assamica)。1839年,阿萨姆公司成立,开始规模化种植。英国殖民政府通过《荒地法案》(1854年)强征土地,建立大型茶园;招募印度贫困农民和契约劳工(如孟加拉、比哈尔的“茶园苦力”),形成强制劳动体系。
英国在印度引入中国茶工传授制茶技术(如小种红茶工艺),后结合机械化生产(揉捻机、烘干机),提升效率。1851年,印度首个蒸汽动力茶厂在阿萨姆建成。
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,印度茶叶经红海—地中海航线直达欧洲,运输时间比中国茶缩短一半,成本降低30%。英国通过“帝国茶叶”宣传,将印度茶塑造为“更浓郁、更适合加糖牛奶”的饮品(如阿萨姆红茶、大吉岭茶),迎合欧洲消费者口味。1870年代后,立顿(Lipton)等品牌通过广告和连锁店,推动印度茶进入大众市场。
印度茶园采用标准化种植与机械化加工,单产是中国传统小农模式的3-5倍,成本仅为中国茶的1\/2。中国茶依赖分散农户,品质参差不齐,掺假问题严重(如添加滑石粉、染色),国际声誉受损。英国对中国茶征收高额关税(如1890年提高至50%),而对印度茶实行零关税,挤压中国茶在英联邦市场的份额。
1870年代,印度茶占英国消费量的10%;到1900年,这一比例升至90%,中国茶几乎被完全取代。印度茶通过英国殖民网络,倾销至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甚至中国(如上海租界的“立顿红茶”)。美国市场也转向印度和锡兰(今斯里兰卡)茶,中国茶出口量从1870年的1.4亿磅暴跌至1900年的不足2000万磅。
清政府缺乏对茶业的现代化支持,技术停留在手工炒制阶段,无法应对印度机械化生产的冲击。太平天国运动(1851-1864)摧毁江南茶区,加剧产业衰退。中国茶商依赖外国洋行贷款,利润被中间商攫取;缺乏蒸汽船和铁路,运输成本高昂。
从“中国采购—英国消费”转变为“印度生产—英国掌控—全球销售”,巩固了英国殖民经济体系。茶叶税曾占海关收入的40%,茶叶出口崩溃加剧晚清财政危机,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。
印度茶推动欧洲“下午茶文化”的普及,而中国茶的“清饮”传统在国际市场边缘化。英国宣扬“印度才是红茶正统”,刻意淡化中国茶的起源地位,重塑全球消费者认知。后世,印度仍是全球最大茶叶生产国(占20%份额),大吉岭、阿萨姆红茶为地理标志产品
印度茶叶的崛起本质上是殖民主义与工业化结合的产物,其通过资本垄断、技术降维和贸易霸权击垮了中国传统茶业。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链条,也揭示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被动性。